當初。

今晨在低迴歌聲中醒來，不知何故。

抵達荷蘭已經一個星期，似乎應該要寫個「告全國同胞書」告慰鄉親父老。但不管是搭機前一晚筆記型電腦掛掉差點崩潰、隔天送修格式化重灌；機上與捷克女孩的邂逅；下機拉著近三十公斤的行李到處問路搬上搬下；到學校順利地辦好手續；為了找宿舍花了二個小時問了無數路人、最後感謝來自法國的歐巴桑拯救我疲累的一天；幸運地遇到非常友善的室友；自己動手煮了好幾頓晚餐；靠著一本旅遊書獨自遊走鹿特丹及海牙；在博物館看到有「荷蘭蒙娜麗莎」之稱的「Girl with a Pearl Earing」畫作，不住驚嘆；漸漸熟悉英文對話的速度、認得歐元零錢的長相；引導晚來的同學熟悉環境；教堂裡聖歌響起忽然一陣悸動；總算能放寬心自在地在異國街頭漫步。這一切在當下很想與人分享的大小事，在沈澱之後都變成無關緊要索然無味的可有可無。

不斷地被台灣及外國同學問，為什麼你要選一個沒有台灣人住的地方？

我只想做我自己。或許我可以強迫自己長袖善舞參加社交活動，也當然可以盡心盡力地融入團體討論，但在餘下的時間我希望是不被打擾的，內在或外在。此外，當台灣學生聚在一起的時候，不自覺地又開始以台灣為中心評價別人的文化，唯有強迫自己孤身去接觸這一切，陷入少數族群（minority）的恐慌裡，才能更為敏銳地觀察和判斷，以致更為深刻地了解和尊重。十個人的學長姐和七個人的同學是一個很大的支持，但是不是就從此依賴呢？所以這樣的決定追根究柢並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也不過就是我任性的自我毁滅性格使然。

走在堤防上，拉高風衣領口試圖掩住口鼻，冷風卻依舊從已然鬆馳的袖口無情地吹襲。抖落的樹葉在空中以優雅的姿態劃了一道弧線，降在電車站旁的小路上，堆疊到遠方盡頭。附近的教堂噹噹地敲起報時的鐘響，催促著打翻一地孤寂，轟地四散飛舞。鞦韆還在擺盪，騎乘的卻已不是無憂的純真，嘎吱聲響的固定頻率成為唯一可以期待的短暫永恆。

出發前整理高雄和台北的房間時，最痛苦的莫過於面對回憶。有些東西彷彿帶著烙印一般不停地在耳旁低聲絮語，提醒著它身上的故事。那些人，在那些時候，和我一起做的那些事情，卻永遠地被封印。還記得那回憶裡的溫度，但回憶外頭卻只倍感冷漠的無奈。這強烈的反差好像非要撕裂什麼似地，將世界扭曲起來。誰的世界扭曲不再是誰的責任，在我們已經失去關聯的時候。所謂的失去關聯，就是從陌生人，再變回陌生人。陌生人就是連問好都開不了口，但就算開不了口也無所謂的，似有若無的緣份。

醒來之後，繼續反覆吟唱那歌。

「沒人記得當初那些溫柔，

我和你手牽手說要一起，

走到最後。」